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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国标
2004年11月4日到12月4日，整整一个月，我没有在中国领土上。在哪里呢？在美国领土上和太平洋上空的航綫上。透过飞机的舷窗，好几个小时我看到的都是无际的冰原。航班电视屏幕上的飞行路径示意图显示，飞机从底特律起飞，没有沿纬綫西飞，而是一直向西北飞去，也许最北已经过了白令海峡了。如果过白令海峡，那就到北冰洋面了。无论太平洋还是北冰洋，都免费，不像中国大陆高速公路上设有那么多收费站，因而所经之空都是什么地方是不需要太计较的了。需要略做计较的是回国後遭遇的一些小小误解和猜测。
比如有朋友就半真半假地问，说我近来是不是负有某种使命，接受某人指使，不然怎么这么固执己见呢？很有靠山，很有底气，有恃无恐的样子。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人做什么事难道一定得受谁指使、受谁托付才肯做吗？那试问甘地做事是受谁的托付？马丁路德金又是受谁的指示呢？马克思写资本论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哪来的底气？耶稣上十字架又有谁给他做靠山？康德说他有两个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我受心中的道德律指使，这理由难道不足够吗？这动力难道还不足吗？其实人们似乎只看到了我的有恃，没有看到我的有恐。恐是有的，我在克服。
有朋友半真半假地说我有借外国、借美国以自重之嫌疑。我说你这是本末倒置。我算哪根葱啊？美国是谁想借就借的吗？卡斯特罗离美国那么近，他借上了吗？不是我借美国以自重，是我自己心悦诚服重美国。美国就应该被重啊，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应该被重，当今世界各国都应该像美国学习，学习他民主自由的精神，学习他始终高举人权大旗的精神，学习他不仅不逼迫自己的人民流亡海外，而且还接纳世界各国的政治流亡者，哪怕因此影响几十亿、几百亿生意定单也在所不惜的精神。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全心全意为人类文明服务的精神，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不上十字架谁上十字架的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光风霁月、行端表正的境界。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美国的这种精神；剩下硕果仅存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古巴、越南和北朝鲜，更应该低首下心，甘当小学生地追捕观摩步趋美国的这种境界。
还有朋友说我在海外上发言是用外国媒体搞狐假虎威。这么说，是不是海外媒体，全世界的媒体包括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美国之音、路透社、美联社、《读卖新闻》之类，也全都像中国大陆
媒体一样，严受中宣部节制，说焦国标的名字不能出现就出现不了，说焦国标的书不能出就出不来，说焦国标的演讲得取消就不敢不取消，说焦国标的课停了就不敢不停，立竿见影，其应如响，这才过瘾，这才不是用海外媒体搞狐假虎威？
中国人只知道知情权的概念，不知道还有接近权。什么是接近权？民衆有通过媒体获得信息或得到帮助的权利。换言之，媒体是民衆人人可以接近、可以依靠的，不是只能你接近、你依靠，别人不得接近、不得依靠。全世界的媒体，隶属各家，民衆接近不了这个接近那个，这个依靠不了依靠那个，就像一个老人有许多儿子，哪个孝顺我靠哪个，这有什么错吗？你要想把人干死，人家就不能找水喝，这是什么逻辑？太霸道了吧？在我眼里，没有国与国之分，只有新闻自由的理想和强权专制的现实之别，这正如美国开国元勋的意思，自由的媒体比现实的政府更合法，更令人倾心。我也这么看。
还有朋友说我在美国接触的一些媒体不适当，比如自由亚洲电台是“敌对媒体”，《大纪元》是法轮功背景，等等。我是新闻学博士，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我更专业。在经典新闻学观念里，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平等的，例外的古今中外恐怕只有鼓吹法西斯的媒体和鼓吹恐怖主义的媒体这两家。惟独这两家不得视为平等，不得享受自由。显然上述二媒体不属此列。在我这个专业人士眼里，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台湾中央社、日本《读卖新闻》、《纽约时报》、BBC、CNN、美国之音、法国《费加罗报》、新华社，等等等等，一律都是平等的，没什么国家级媒体和省部级媒体之分，也没有处级和尚与科级和尚之别。谁都有权利办媒体，你的权利与我的权利一般大；谁都应该有喉舌，你可以有喉舌，别人也有喉舌不是大逆不道，而是正常行为；喉舌与喉舌是相等的，除非是希特勒的喉舌，除非本拉登的喉舌，此外没有别的喉舌被划入人类的另册。不是喉舌论不对，是别人不能有
喉舌不对；不是新闻没有立场不对，是只能你有立场，别人不能有另外的立场不对。
有朋友说你怎么一不留神滑到那个圈子里了。说实在的，我都不知道我滑入哪个圈子里了。我只知道我没任何圈子，孤家寡人，单打独斗。圈子是存在的，我自己却没有任何圈子。没圈子幷不意味着我比谁更高尚，圈子无辜，有圈子与无圈子一样光荣，我不标榜遗世独立。中国人是一个一个鶏蛋，装在同一个篮子里，我只想做锤子，一个一个鶏蛋全砸烂，大家流淌到一起。或者我做不到锤子，就做一根竹签子，把鶏蛋一个一个全扎烂，大家彼此流淌出来多少是多少。或者我希望自己起到半个糖葫芦签子的作用，把一个个山里红扎穿，但又不把他们硬串在一起，给大家通一下气，透一下光。这就是我自己定位的角色，这就是我哪儿都去，任人都见的动机。我说我在美国是贯彻“三个一切”的精神，吃一切请，见一切人，说一切话。见一切人留有遗憾，我想见我们的使领馆官员，早就放出风来，没见任何响应，可能是由於我什么级别都不到，什么角色都不是吧。
有朋友说，你是一个老师，教好你的书就是了，管那么多闲事、说那么多闲话干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呼唤新闻自由，争取言论自由，怎么能是闲事闲话？再说，我一个新闻学教授（鉴於副乡长也可以称乡长，那副教授也可以称教授），一个新闻学博士，不关心新闻自由关心什么？一个知识分子，不说话要你干吗？杀肉我们出肉率赶不上猪，看家护院我们不如狗，纳税人养我们干吗呀？知识分子的本职工作就是说话，就像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样。也的确有许多新闻学教授、新闻学博士，不谈新闻自由，不争言论自由。说实话，我看不惯他们。顶着新闻学教授、新闻学博士的头衔，吃着新闻学的饭，不为新闻自由鼓与呼，吃饭你不牙碜吗？拿着纳税人的钱，自己苟安旦夕，歌舞湖山，东研西讨，煞有介事，招摇撞骗，正事不干，你不脸红吗？你心里落忍吗？话说过来，那是人家
的选择，共和国公民有选择自己兴奋点的自由。选择谈、选择争，与选择不谈、不争，都一样合法，何必独责我是管闲事、说闲话呢？
有朋友接着说，那就不让你做新闻学教授，让你去搞搞文献、整整古籍，你不是古代汉语硕士吗？专业也对口啊。让我去搞甲骨文研究也不影响我关心新闻自由，让我去搞考古发掘也不耽误我争取言论自由——不是还有业余时间吗？鲁迅说，他是把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都用於写作，才有这样的丰产。时间像海绵，余地空间总是有的。我要关心新闻自由，我要争取言论自由，直到我自己没有兴趣为止，别的因素是终止不了。
有朋友说了，那就把你从北大踢出去，当不了教授，做不成研究，看你还关心不关心、争取不争取。那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关心，去争取。我说了，直到我自己不爱关心、不爱争取了为止。干吗一定要给别人的自由意志过不去呢？我现在是北大副教授，万一哪天被开除出北大了，我就自封北大正教授。正教授之不足，就加封北大终身教授；终身教授之不足，就再加封“北京大学百代教授”衔。而且要追封三代，已去世的文盲祖父和已去世的完小毕业的父亲，我要把他们都追封为北大教授。不仅追封，而且还要传子传孙，世袭罔替，无论将来我的子孙成不成才，鶏鸣狗盗之徒也好，国贼禄蠹之辈也罢，皆袭北大教授衔。
有朋友说，你为什么这么糟蹋北京大学？你与北大有仇啊？北大待你不薄啊。别人可以糟蹋北京大学，我为什么就不能糟蹋？别人透支北大声誉，我为什么不能透支？别人绑架、要挟北京大学，我为什么不能？北大的脸，和尚可以捏，我阿Q怎么就不可以捏？
有朋友说，当初我看你写《讨伐中宣部》，写《致美国兵》，就心术不正，纯粹是为了讨好美国，为了去美国，这回得到验证了吧。且不说这次去美国与美国压根没关系，我只请问您一句：当初约翰弥尔顿写《论出版自由》，他是想去哪国？马克思写《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是不是为了讨好英国？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梁啓超
写《变法通议》，是不是为了想去日本？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人还是可以发自天良做些事的呢？你们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人自身的道德律令也可以是，而且应该是，最原初的行为动力呢？
有朋友说，你不是搞政治的料，你什么党也不在，何必趟这混水？我这哪是搞政治啊。再说，人类既然有政治，就得有人搞，搞政治不丢人。特别是搞现代民主政治，更不丢人，那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民主国家，大选时人人投票，是不是全民都去搞政治了？只有咱中国才有这样的观念：好人、老实人，是不搞政治的。好铁不打钉，好人不搞政治，必然的结论就是，只有坏人才搞政治，那人想染指政治了，就说明那人开始变坏了。无论搞政治的是好人坏人，我只坐而论道，只诉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别的与我无干。
最後算算这次去美国的经济账，因为有朋友问及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第一，我没拿。第二，人家如果是指美国或其他什么人权机构，那钱是无比乾净的，比中国贪官的黑钱伟大光荣正确得多，也比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用得更是地方。的确，此行美国我没花一分钱，去时带一百美元现金，回来还是一百元，没动。本来可以多换些美元带着，想想书上说有人兜里只揣几美元就敢在美国混，幷混出个样子，我一百美元不是已经够多的了吗？所以就没有多换。後来在各机场，到处都有“两替所”，大约是外币兑换处的日本写法，就更不担心了。
在美国一个月，不吃不住吗？吃，前面说了，吃一切请。其实请吃的幷不多，我的脸不够大，主要是吃在几位朋友家。住，前三天会议期间住会，会议结束之後二十多天只住大约五晚旅馆，一晚在耶鲁，一晚在哈佛，一晚在华盛顿，由美国之音结帐，它做我一期访谈节目，要我从纽约到华盛顿来，付一晚的住宿费，还有两晚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付帐，另有两三个晚上是在火车和灰狗长途巴士上过的，其他晚住在朋友家。
有朋友要问了，你回国就不买些礼物吗？怎么去时一百元，回
来还是一百元？是曾试图买些礼物，後又作罢。那是在哈佛大学，想买些小纪念品，一看産地，Made in China，算了，不买了。那你就没带任何礼物回国吗？带了，都是别人送的。去自由亚洲电台参观，台长Richard Richter先生送一份小礼物，一方大理石镇纸和一只圆珠笔，圆珠笔装在一个像农家织布梭子那样的木盒子里。在《纽约时报》社，国际版编辑Jeanne Moore女士现买他们报社的纪念品送我，两支圆珠笔和四支铅笔，上面有印有纽约时报的花体报名。Jeanne Moore女士是我们清华大学某教授的夫人，中国人的美国媳妇，我们可以叫她嫂子。那你自己就没买点什么礼物？买了，在东京机场换机时买了三盒日本点心，共花去17美金，然後凭虚御风，打道回国，三小时後降落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机场。
多说几句自由亚洲电台。给学生上新闻学课，教材里说，中国周边有许多外国电台对中国广播，自由亚洲电台是最丧心病狂的一个，立意就在颠覆中国政府，像当年自由欧洲电台专门颠覆苏联、东欧一样。我想既然到了华盛顿，就应该去看看这个鬼电台。不料不看则已，一看发现决非如此。他们的记者告诉我，他们在华盛顿的新闻圈子里也被同行侧目。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与美国政府关系近，被美国新闻人看不起，不像咱中国，越是机关报记者越光荣。可是他们记者自己，包括台里的领导，却特别谨遵新闻职业理念，要追求绝对的客观、真实、平衡。他们说，中国大陆把我们看成“敌对媒体”，那是大陆的一厢情愿。我们幷不以大陆为敌，我们只奉行客观、真实、平衡原则，我们的使命是想方设法报道那些中国大陆听衆听不到的新闻。你们要给你们的人民蒙上眼睛，塞住耳朵，我们要给他们扯去蒙布，拔去耳塞，如此而已。如果我们这样做是对你们有伤害，只说明你们本来就太弱不禁风。
我听了他们如此的办台理念，非常感动。该台一位女记者，中国人，告诉我一个细节：有一天，她与两个大约来自中国大陆的参观者同乘电梯，其中一个说“这是一个宣传机构”，这位女记者脱
口而出，纠正说：“不。这是媒体。”自由亚洲电台的同人们特别坚持自己的客观、真实、公正理念，他们说：“中国记者不懂客观，写稿子不是批评，就是表扬，就这两种口吻。”
继续算经济账。自费打过一次的士，在耶鲁大学附近，记价器显示是4?8美元。你知道，我只有一张一百元钞，没零钱。司机说找不开，竟没要钱走了。我曾经两次推迟归期，机票改期手续费一次一百元，共二百元，有朋友赞助了三百美金。剩下这一百元，在底特律打的花去三十六美元，从灰狗站打到机场。还余下六十四元，我揣下了。这出租车司机是个黑人，四十来岁，光棍儿一条，听说我是中国人，就说想娶个中国姑娘。我心说，你想得美，我可不大乐意。人家要真有这桃花运，我挡也挡不住。
来回程机票是七千人民币，会议主办者全报销，每人给了一千美金，略有赢余。另有一张一千美元的支票值得交代。朋友们帮我张罗一个奖学金项目，明年二月底可以得到最後消息。如果顺利通过，三月即可啓动这个项目。有朋友们建议我在美等候，便馈赠这张千元支票，以维持项目啓动以前这几个月的生活。我没在美等候，支票也带回来了。日前在中国银行办托收，发现支票上日期与名字写颠倒了，托收不了。托不了算了，方便时退回去就是了，本来是接济在美生活的，人不在美，无需接济。另有两小笔帐目，共二十几美金，一是在华盛顿，从机场打的去美国之音，大约是十二美元；一是从华盛顿回到纽约，从机场到住地，打车大约花了十四美金。这两张出租车票留在美国之音，等报销。
在美国共得到两笔收入：一是初到纽约时，王若望先生的夫人，羊子女士，一定要给五十美元零花钱，说到纽约的後生小辈，来了她总给个零花钱。我拒绝不过，只能收下。谢谢！一是去美国之音做节目，答应要给一百五十美元劳务费，按他们的财务制度走，现在还没见到钱。还有一些事，与经济有关。听说我没课上了，有华侨说要为我募捐，还有的要送我二三百美金表示一下心意。我哈哈
笑道：“哪至於呀。谢谢。”梁啓超、康有为、孙中山们早把华侨的钱募个底儿掉，一百年过去了，人家华侨欠我们大陆乡亲哪？不要他们的钱。
有朋友说，你到处演讲，为人家站台，没给点报酬呀？我有点愤怒。演讲是演讲了，会议发言除外，计耶鲁法学院一次，哈佛法学院一次，华盛顿美国大学一次，纽约两次（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和全侨盟），旧金山两次（伯克利大学和一家会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次，共八次。所有演讲，预先没谈报酬，也没拿报酬。至於说站台，我为谁站台呀？能请动我为他站台的人还没出生呢，就像杨振宁教授在我去美国这么大（41岁）时他的“上帝的最後礼物”还没出生一样。我为我自己站台，我为我自己的眼睛、心灵站台，我站而无憾，我愿意。
上述一切的一切，本属私事，可以免谈的。可是这是一个无聊的时代，有道是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既然有许多朋友好奇，关心、谈论、猜测、旁敲侧击问这些事，我也就随手如实写来，出家人不打诳语，字字属实，敬请消遣。
（编注：此文写於2004年12月。作者从美国回中国之後，一些人对之产生了种种误解，认为其在美期间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见了不该见的人，拿了不该拿的钱，甚至怀疑作者是否加入某种组织，成了谁家的间谍。作者认为其访问美国的使命就是破冰趟浑水，从这些误解和怀疑中可以看出这冰该破，这水该趟；为打破传统需要付出代价。）
原载《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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