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３年２月

１９４３年２月４日

斯大林格勒地区的纳粹军队已被全歼。许多德国师被打垮了，俘虏数量很大，他们之中有２４个将军，包括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冯·保卢斯。

我以前下的结论没有错，康生对主席情绪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漠不关心，他脑子里塞满了康生关于我国的不实之词。在这方面，这是他惟一的情报来源。

至于康生，他是个极端的反苏狂，惟恐不能诽谤我们。他辱骂布尔什维克党，并不遗余力地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从思想上得到巩固。康生不仅是苏联的敌人，而且也是他自己的党的敌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妨碍了党在组织上的统一。

毛主席只是口头上反对陈独秀和李立三的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错误，实际上，他受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理论的影响。康生完全了解这一点，因而拼命去助长主席的这种危险的思想倾向。

康生只能被称做“刑官”（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一个把死亡带给人们的大臣的形象）。

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被蓄意歪曲了，但是还把这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然，这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从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攻击中可以感觉到刑官的险恶用心。

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根据共产主义的学说和纲领制定的，而不是像康生说的那样是根据莫斯科的意志制定的。

在共产国际大会闭会期间，国际工人运动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执委会委员有季米特洛夫、陶里亚蒂（埃尔科勒）、哥特瓦尔德、曼努伊里斯基、皮克、王明、多列士、柯普勒尼希。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策是由国际工人运动的代表们制定的。

１９４３年２月５日

为了庆祝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我们小组宴请了中共领导人。应邀前来的有毛泽东、刑官、江青、王稼祥、任弼时等。

宴会在我们屋举行。摆了几桌，每桌四人。我拿出那瓶密封的酒来，奇怪，竟只剩下半瓶了。

刑官由阿列耶夫作陪，喝了很多酒，他想使阿列耶夫透露我们汇报的内容。他为我们对他和他那个局的态度而深感烦恼。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是酒的“挥发”事件的罪魁祸首。他跟大伙儿说，他是用医生的注射器把酒抽出来的，然后用手指把针迹抹掉。这一晚上我成了他的笑料。

１９４３年２月７日

刑官举行了答谢宴会。要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

Ｈｏｌｓｄ＇　ｏｅｕｖｒｅｓ（法语：餐前小吃——译注）和酒都很丰富，有色拉，卷心菜，鸭子，不同烧法的肉，鲜美的海味……

然后，端上各种香喷喷的汤来。

看，海参端上来了。毛泽东猛然起身，小心翼翼、郑重其事地夹起一块海参，站着就吃。他的神情庄严肃穆，好像是在宣誓似的。

中国名菜糖炒笋鸡端上来了。然后是各种不加盐煮的粥，酥软的薄饼，还有米粉肉。

康生的高级厨师原是中国末代皇帝、当今伪满皇帝溥仪的厨师。

毛对每个和他谈话的人都亲切地微笑，还教多尔马托夫怎样吃红辣椒：应该把辣椒一直放到喉咙口，然后吞下去，不要放在舌头上。

毛泽东说话声音低，他一开口，谁也不说话了。他还是当众演讲的那副神态。人们得听惯他那口南方话。

毛泽东抽起烟来一根接着一根。他用拇指和食指夹香烟。他酒量也很大。

毛泽东对文化抱着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令人吃惊，这说明他眼界狭小。他喜欢叫人家怕他，并对怕他的人抱有好感。

在特区居民所特有的落后环境中，毛泽东的“博学”使他几乎成了一位先知。

１９４３年２月９日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在延安也感觉出来了。关东军已搬进冬季营房。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对我们更加殷勤了。

几天前，肖里不无恶意地问道：“孙平同志，苏联把武器供给蒋介石。这些武器分给国民党军队，而他们又在南面封锁我们。这该怎么说呢？”

我说：“世界上有一个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法西斯主义是各国共产党人的主要敌人。日本法西斯正在蹂躏中国。抗日的主力是国民党军队，它在数量上比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多好几倍。”

“好吧，我们会想办法对付敌人的。”肖里答道。

我说：“苏联与中央政府签订了协定，中央政府依靠我国供应武器，因而苏联对重庆起着遏制作用。”

肖里走了。多尔马托夫砰地一声打开门，嘟囔了一句：“屋里要换换空气。”

刑官从秘密会社的首领们那里得到一部份情报。他同各秘密会社有可靠联系。

康生经常考虑他的国家的民族特点，这使他跟他的政敌作斗争时处于优势，而他在中共党内的政敌真是太多了。

李克农负责刑官同秘密会社的联系。他负责鸦片的产销事务。秘密会社在这方面帮了很大的忙。钱源源不断地流到情报局长手中。

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７日

江青在幕后政治阴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可疑的。毛——江青——康生，我越想这个联盟，有些事情的缘由就越清楚。

情报局头子在党内原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打定主意把他以后的发迹与重庆来的女演员挂上钩。他选中她，不仅仅是因为她有魅力，而且也因为她聪明、老练、意志坚强。正是他把江青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已经是第三次结婚，但还十分迷恋性生活的乐趣。从这时候起康生就开始下大赌注。康生觉察到中共中央主席同他的看法相似，就全力以赴地争取在他身边占上一席之地。

摸清人的恶习和毛病，为自己所用，这就是情报局头子的本行。干这种行当并不光彩，但能取得控制人的权力。

他把赌注下在江青身上，证明下对了。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以后，康生与主席更接近了，他们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江青和毛泽东为野心和个人私利所驱使，十分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他们性格相似，这又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在毛泽东眼里，江青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可靠的助手、参谋和同志。

令人奇怪的是，刘少奇正好与江青的老相识彭真一道来到延安。他也是把赌注下在私人关系上的。江青和毛泽东的结合不仅使他俩得了好处，还大大有利于刑官，也许还有利于刘少奇，他把赌注下在彭真身上，也下对了。

中央委员会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因为新娘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但是，刑官能够把不同意的人争取过来。

江青不仅是主席的私人秘书，她还负责他所有的机要通信联系。

步兵第１２０师师长贺龙现在是特区联防军司令员。他是个身强力壮、衣着整洁的军人，喜欢生活中愉快的事物。战士们很喜欢他。

王明卧病在床，康生利用这种情况把他严密地隔离起来。不可能见到王明，我们也不想去见他，以免引起中共领导的责难。

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２日

毛泽东一点不懂外语。他倒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而且随时准备炫耀他的知识。他亲自治军，享有游击战专家的声誉。

毛泽东确信自己是个有才能的历史学家、诗人和作家。他呆在家里就像是在关禁闭。谁也不记得主席曾视察过哪个工业企业单位或部队。

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７日

延安的学校不进行正规教育，不设置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课程，却极力推荐阅读《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旧小说。

一年多来，各校的课程统统取消了。这是整风运动的结果。许多行政机关也近乎瘫痪，只办公半天。人人都忙于开会或者学习“二十二个文件”。

报刊和讲话都吹捧毛泽东，辱骂“教条主义者”。王稼祥、任弼时、李枫(译音)等人知道这样做会产生不良后果，有时还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尽管提得软弱无力。而康生而死心塌地地支持主席。

毛泽东眼里只有康生。

在刑官的机构里，死记硬背、批判和达到歇斯底里程度的自我鞭挞之风盛行。所有这些整风运动的“幼芽”在那里蓬勃生长。

这种行为旨在使普通党员相信，毛泽东的“思想”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整风把毛的“思想”变成党的惟一的精神和政治食粮。

很难指望党的干部和一般党员会有首创精神了。当局实行的是死记硬背和教条主义的一套。